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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评即时事评论，是一种有理性、有思想有知识的一种论说形式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时评越来越勃兴。但有的时评或为了评论而评论，仿佛什么都可以点评一番、指点一二，结果或缺乏思想性，或无病呻吟，或逻辑混乱。就其原因，恐怕还在于时评人在评论时情绪化有余而理性不足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 一是时评简单化和矮化评论的对象。时评人需要洞察所评论的事件隐藏的合理性，而不是简单地用意气之语代替评论。扎克伯格的表态不论其动机如何，时评人也不能简单地将他那种近似“裸捐”的承诺归结为一种“慈善把戏”或“个人英雄主义”。在很看重个人信誉的西方国家，恐怕扎克伯格不会用慷慨捐赠这种严肃的事情来开玩笑，除非是他高兴得昏了头。 二是时评人持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。时评不是高高在上的指指点点，更不是说些不痒不痛，甚至麻木不仁的风凉话，时评需要紧跟时代，贴近现实，“负重而舞”----肩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之重和新闻责任之重。《不需要！》一文说“中国老百姓有没有慈善事业都能活”，是因为“中国的老百姓最勤劳最勇敢，他们即使遇到了困难也最喜欢通过自身努力来自救。买不起房子可以挖地道嘛，看不起病可以先拖着嘛，上不起学大不了不上嘛，吃不起菜就先啃干馒头嘛，道路是曲折的、前途是光明的，只要心中充满希望，再艰难的日子也不会觉得苦啦。”如果这是时评人说的是反语倒也可以理解，不过这种风凉话不传递什么正能量，少说也罢。 三是逻辑混乱，矛盾百出。一些时评情绪有余，理性不足，结果逻辑混乱，好看是好看了，但看了还是使人难以信服。《不需要！》一方面说“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公平的分配制度、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，老百姓如果遇到了什么困难，政府部门和人民公仆会立马赶到‘为人民服务’，并且我们还有红十字会等公信力爆棚的权威慈善机构，‘慈善英雄’在中国根本没有用武之地。”文章另一方面又说中国的百姓“即使遇到了困难也最喜欢通过自身努力来自救。”“西方国家有着成熟的慈善文化，更有着发达的慈善机构和完善的配套制度，公众捐款不必担心自己的善款不能被善用。而这些正是中国所欠缺的。我的捐款有多少真正用到了需要帮助的人身上？到底有多少比例的善款支付了相关机构的巨额“管理费”？拿到善款，相关地方是为老百姓办实事了还是兴高采烈地采购豪华越野车去了？”作者岂不是在自打耳光？文章认为“西方的慈善事业为什么如此发达？其实，慈善事业越发达，说明需要帮助的穷人越多，社会问题也就越严重。”这又是什么逻辑？作者一会儿断言“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”，一会儿又说“而中国人大多都是无神论者”，作者的哪一个判断是真的呢？ 四是缺少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善意的理性。时评能标新立异固然能吸引眼球一时，但能直面现实、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时评更受欢迎、更具有参考价值。时评人需要有说真话的勇气、提出真知灼见的能力，而不是玩弄新辞藻或采取鸵鸟策略回避问题。《不需要！》将国人分为两类：“一部分中国人已经先富起来，剩下的都是‘待富者’，根本不存在‘穷人’的说法。”这样的话恐怕作者自己都不相信。“待富者”这样的新词并不能掩盖我国艰巨的扶贫任务。可笑的是，文章还认为“某些所谓的‘慈善家’非要跳出来对‘待富者’施以怜悯，岂不是剥夺他们作为新时代主人翁的光荣吗？”无论怎么说，慈善行动总是一种善举，值得倡导，不能把它与施舍，甚至侮辱画上等号。 时评受人喜欢，是因为它敢于针砭时弊、能够引导舆论、提出建议，因此推动社会进步。只有态度实事求、论证充分可靠，时评的结论才经得起检验。因此时评还是少些情绪宣泄或哗众取宠，多点理性为好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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