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爸妈是夫妻”“我是我爸妈的女儿”“我还活着”……今后，类似这样的“另类证明”将消失。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市政府审改办获悉，本市统一取消74项市政府部门要求基层开具的证明，涉及卫生、医疗、住房、就业、上学等多项市民日常办事内容，其中20项证明直接取消；53项证明调整办事方式，也不再由基层部门开具；还有一项调整了证明的开具部门。（11月16日《北京青年报》） 　　

何为另类证明？简言之，就是那些不必要的、没法办的证明，或者是必要，但要办下来却难于上青天的证明。近年来，从“我爸是我爸”“我是我爸妈的女儿”“我还活着”的证明不断把“另类”刷向新高度，几乎每个人都是“另类证明”的亲历者更是受害者。此次北京市大刀阔斧取消“74项要求基层开具的证明”，可谓是大快人心。然而根除“另类证明”痼疾真的只是“取消”如此简单吗？ 　　

从娘胎里的准生证，到死后的骨灰存放证，人生不足百年，仅常用证件就一百多个。不可否认，证明过多过滥过奇从某一方面来说确实是某些行政部门、办事机构官僚主义、权利滥用的表现，纵而衍生出来一边“吃拿卡要”、一边“按规定办事”的歪风邪气。但是证明的另类之处虽让人哑然失笑，但却反映了一个社会问题：面对假离婚、假结婚、假家身份证、假护照都不是问题的当下，如何证明你的“清白”难道仅仅是靠着拍胸脯的“信誓旦旦”？正所谓“口说无凭”还是“立字为证”吧。 　　

正所谓，证件是法治社会的必需，人们反对“另类证明”反对的也只是某些不必要证明的叠床架屋。而实际上，政府部门索要很多，被社会看似非常“另类”的证明手续，除了上级明确规定依据以外，某一方面也是制度设计的必须，为了规避某些“别有用心”之人的风险。从某种程度来说，不是证明另类，而是骗子、投机取巧的人太多，而且违法成本太低助推了“另类”证明的滋生。久而久之办事部门就把这些责任转嫁给基层社区承担，让社区的章成了“万能章”，办事的人跑断了腿。 　　

因此“另类证明”就是另类作风病的一个缩影，在大刀阔斧地破除政府部门信息壁垒，让其树立“法无授权不可为，法定职责必须为”的观念之外，更要加大对诈骗、做假行为的打击处罚力度，否则“简政放权”在给群众谋福利的同时无疑也给某些骗子们大开方便之门，唯有树立便民意识，精简办事流程，根治如是作风顽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