性别比失衡问题，近年在中国广受关注。近日，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伊丽莎白·雷米克（Elizabeth J. Remick）等学者发表《不要把中国男女比例失调归咎于独生子女政策》一文，经媒体转载后，引发广泛讨论。

这段时间以来，有关“光棍危机”的话题甚嚣尘上。这样的担心也不算杞人之忧，因为公开信息显示，中国性别比失衡起于1982年，当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.47，之后一路飙升。1994年以来，出生人口性别比始终在115以上，2004年达到最高峰121.2，其中一些省份还长期维持在130，已严重偏离正常区域。有学者形象地预估，2020年左右，中国“剩男”规模将接近澳大利亚总人口，其间的绝大部分将从“单身汪”成为“终身汪”。

媳妇成了奢侈品，找对象成了人生最大的竞争。这样的担心，自然不只是市井花边，更是公共议题。其实早在2002年底，《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（“两非”）的规定》就已出台，治理性别比失衡大幕开启。随后，“关爱女孩行动”、协作查处“两非”案件等行动，也算紧锣密鼓。不过，这些努力尽管未曾止歇，压力依然山大。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2014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.88，实现了自2009年以来最大降幅，但依然高于国际公认合理区间103至107的水平。

性别比失衡，在中国就是“男孩问题”。想尽一切办法生男孩，这是“光棍危机”背后的真问题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严苛的生育政策不过是推波助澜，但绝非始作俑者。正因为多想要男孩，才会寄望通过人工手段实现夙愿。于此而言，查处“两非”固然重要，但诸多家庭骨子里的“男孩偏好”足以冲破制度的藩篱。为什么想要男孩呢？无非三个原因：一是根深蒂固的传统。中国从农耕社会走来，劳动力在物质匮乏年代是个决定资源配置的重要筹码。家有壮丁，才能五谷丰登。包括重农抑商等思维在内的价值取向，令“男丁情结”绵延不绝。二是养儿防老的习俗。在社会保障不到位的情况下，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是指望儿子、而非女儿，这就使得每一辈父母都指望生个儿子，而不至于晚年“老无所依”。三是歧视性政策的挤压。男女平等虽然是句老话，但在现实生活中，诸多不平等性歧视作为令女方父母备受打击。比如企事业单位在招聘中的性别歧视，文化舆论对男权社会的价值鼓吹……层叠下来，就是“生男好过生女”的错觉。

眼下，二胎政策适度弥合了性别比的失衡。不过，指望全面放开来解决中国媳妇问题，显然过于天真。来自卫计委的消息称，截至2015年5月底，全国共有145万对符合“单独二孩”政策的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，139万对办理了手续。然而，此前相关部门的预期是，“全国每年新增出生人口约200万”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《经济蓝皮书：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》认为，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.4，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.1，已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.3的“低生育陷阱”。当此背景下，指望生育政策调整来纾解“光棍危机”，可能远水不解近渴。

也许，唯有协同后顾无忧的社保制度、男女平等的权益落实，重构健康理性的生育文化，“剩男问题”才不至于当真成了大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