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原来，我对这个家付出得太少，全靠哥哥一个人挑起生活的重担，他那丝丝银发是岁月的风霜，多年积累的愧疚排山倒海般向我涌来…”。看着这样深情的内心独白，如果不看作者，很难想象这封忏悔书出自于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之手。近几十年，像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这样因为亲情而走向堕落的官员不在少数，笔者认为需找出其中深层次的原因，让亲戚不再成为陷进与漩涡。

农耕文明之下，人们需要团结互助抵御风险与困难。在中国，对于红白喜事，有大操大办的传统。比如，某一家人的孩子考上大学，这家人会宴请亲戚朋友前来祝贺，这些亲戚朋友不会白来，会带来一定数量的金钱礼物，虽然一个亲戚给的礼钱不多，但是很多个亲戚的礼钱加起来，基本上能够支付高额学费，于是这家人基本是能够渡过难关。当这家人的亲戚遇见困难时，其也会送去部分现金礼物，其亲戚也会渡过难关，这种礼尚往来抵御社会风险的生活方式就必然产生。

建立在这种熟人社会生活方式之上的人们会相互关照，“以人为本”。这种相互帮助的生活方式将人们牢牢的粘合在一起。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当一个人受到帮助后，会竭尽所能的去报恩。这不只是客观的生活方式的需求，也是知恩图报这一传统道德的要求，否则，这个人会被认为是忘恩负义，被周围的亲戚所孤立。报恩的最佳方式就是物质回报，对于商人来说可能通过努力挣来的钱去回报恩人。但是，对于广大拥有权力的官员来说，很难通过自己的正常收入去报恩，唯有通过手中权力换取的利益去回报亲戚。因此，从道德角度讲，这种滥用权力视乎并不是不道德。

这种道德观念与当今法律规定严重违背，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道德观念与法律制度的冲突，官员也是一个社会人，其并不是一个独立于亲情之外的独立个体，如何实现二者平衡，及不能因为道德扼杀了法律，同样不能因为法律抹灭了道德。

官不再神圣，而是一个普通的职业。近几年的公务员改革，特别是取消公费医疗、纳入社会保险范畴、八项规定等举措，已让官不再高大上，而是一种负担。其在回归本质，人们就业的首选不再是公务员，因为权力不再能换取非法利益。

完善社会保障体系，冲谈情亲之间的物质关系。在农耕文明时期，因为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，亲戚之间的物质帮助成了很好的抵御社会风险的方式。在现代社会，例如，完善的医保解决昂贵的医药费，完善的助学金制度让穷人也可上大学。这些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，就大大的消除了亲戚之间的物质关系。

正确的亲情是人生的快乐剂，有了情亲的诉说，不再孤独无助；有了情亲的港湾，不再无依无靠；有了亲情鼓励，事业才会蒸蒸日上。亲情不在是引诱官员堕落的罪魁祸首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