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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与北京

时间:2015-08-19 11:46来源:《北京旅游》杂志供稿 作者:李银河 点击:
离家最近的公园是陶然亭和天坛,当然是我们最常去的地方。爸爸妈妈那时还都年轻,每个周日都会带我们兄妹四人去公园玩,那是我童年最大的快乐。我是老幺,玩性最大,每到周六晚上,都会缠着父母问“明天去哪儿玩”,成了家里脍炙人口的典故。还记得三年困难时

我在北京出生,北京是我的故乡。人对故乡的感觉跟对母亲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,会注意不到她的美与丑,注意不到她的岁数,注意不到她的口音(我母亲老家是河南,她说话带有浓重的河南口音,可是我直到17岁离家戍边到20岁回家后才发现,母亲说话原来是有河南口音的),只是一味地觉得亲切。那是一种血脉相通的感觉。

我的父母是随解放军在1 9 4 9年来到北京的。最早我家住在故宫东门外的东华门。童年的印象很模糊,只记得院子里有很高大的树,院子中间有一个花坛。当初因为我不上幼儿园,妈妈追着我绕着花坛跑,最终没有追上我,所以我此生没上过幼儿园。这是我记事后第一件有真切记忆的事情。

后来我家搬到天桥附近的《人民日报》宿舍,我还记得小时候去逛天桥的情景。那时的天桥还保留着传统游乐场的原貌, 有变戏法的,拉洋片的,耍把式的。我还记得有一次去看杂技表演,一位表演柔术的女演员把全身重量都压在嘴上叼着的一朵花上,她衣着贴身,曲线毕露,谢幕时周围的壮年男人发出刺耳的怪叫,使当时还未到青春期的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北京有老话说:西富东贵南贫北贱。天桥属于南城,是典型的贫民居住区,旁边就是老舍先生写贫民窟生活的名剧《龙须沟》的原型。但是我当时从未听说过这一说法,对此也毫无感觉。

离家最近的公园是陶然亭和天坛,当然是我们最常去的地方。爸爸妈妈那时还都年轻,每个周日都会带我们兄妹四人去公园玩,那是我童年最大的快乐。我是老幺,玩性最大,每到周六晚上,都会缠着父母问“明天去哪儿玩”,成了家里脍炙人口的典故。还记得三年困难时期,家里口粮紧张,父母常常会带我们到郊区农村(说是农村也就是广安门外一带)的菜地里去挖野菜。有一种叫做马齿苋的野菜叶片很厚实,采回来跟面搅在一起上锅蒸熟,沾着蒜汁吃,别提有多好吃,至今想起来还会流口水。

1964年,《人民日报》社在永安里盖了一座新的宿舍楼,我们家搬去那里。如今的CBD核心区当时还是一片芦苇荡,只有我们孤零零的一幢楼房, 夏天的晚上总是震耳欲聋的蛙鸣伴着我们入睡的。而东大桥路在当时只是一条细细的小马路,路西是一条柳树沟,沟里有水,两岸都是柳树和密不透风的灌木丛。我们经常钻柳树棵子玩,从永安里一直钻到东大桥才见天日。

1 9 6 6 年, 文化革命爆发了,所有的人都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北京的街头乱窜,除了毛主席发布新语录大家都会敲锣打鼓上街去游行之外,大街上常常是空空荡荡的,我至今还记得夜晚走在空无一人的长安街正中间的情形。那时北京的年轻人中有很多朋友圈子,大家骑车去颐和园,甚至骑车去香山玩。我就在那时因为朋友间传看的手抄本小说结识了王小波,颐和园的西堤见证了我们的爱情,那里还有一个现在已经被封闭起来的小岛曾被我们命名为“快乐岛”。

1969之后,我离开北京,远赴内蒙兵团,又辗转到山西农村,再到后来,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,开始了20年与北京散多聚少的生活。

但是无论我走得多么远,北京永远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,是我永远的母亲。

李银河 女,汉族。著名学者、作家和评论家。北京大学社会学所副教授,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。

代表作品 《婚姻法修改论争》《同性恋亚文化》《虐恋亚文化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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